范儿～: 顾彬专访：解铃还须系铃人 (三)

引自: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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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很差吗？用中文写作和掌握外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顾彬：我在人民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谈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我也写过不少这个方面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记得不错，只有两位中国作家真正掌握了外语。（我说中国作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个是高行健，他的法语是一流的。但是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最近老有人问我，你看白先勇，他的英语不好吗？但他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如果我说中国作家，是指还保留中国籍、住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因此，我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外语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会英文的话，他们的英文不是一流的。可能，跟读者见见面，跟作家对对话没有问题，但是好的英文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看19世纪、20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你就会非常惊讶。这是其一。其二，一位好的德语作家才只掌握一门外语吗？不可能。就拿汉学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把三到五门语言掌握得比较流利，如果他不能通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其他的外语来看中文，就不是一个好的汉学家。

中国作家都是通过汉学家来同外国读者见面。现在的中国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同于曹雪芹时代，不可能还有什么民族性的文学。所以当代作家们应该了解外国同行是怎么写的。应该了解翻译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批评我们汉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翻成这么差的德文、英文等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了解翻译的苦衷。如果他们的外语好，就能帮助汉学家保持自己的原文风貌。

一位老去中国的德国作家Schult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了他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能从另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看到你自己的母语。台湾的柏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他说你把一部外文翻成中文，就好比把外国作品放在一瓶酱油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我们外国汉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不惜费劲地学习古代汉语，否则根本看不懂什么孔孟老庄。可是中国大陆学者中除了刘小枫之外，又有哪一位学过拉丁文？学过古希腊文？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罗马，都只能看译文，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不能依赖译文搞研究工作的。

德国之声：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讲，是外文更重要，还是古文更重要？

顾彬：（笑）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中国当代文学（我说大陆，不说台湾、香港）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两回事儿，完全是分开的。所以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不站在传统之上。国际上有一批人说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某种东西。我估计他们缺少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我没有机会研究中国传统的话，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上面的危机。我也是诗人，我也写散文、小说，我经常会把传统写进我的作品里去。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会希望中国作家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

德国之声：您还公开地批评过《狼图腾》，说它是法西斯主义，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儿？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过去是丢脸的，是太可怕的，所以我非常敏感。不要忘记我是45年以后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一种再教育。所以到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用词。有些词汇我们不能用，否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纳粹分子。比方说“血”、“土”。原来中国还有一位作家叫做张承志，他跟《狼图腾》作者一个样，主张强者，土、血，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纳粹用语。但是可能一个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门渐渐打开了，您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它的经济实力是否相关？

顾彬：（笑），你看，奥地利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伟大的呢？奥匈帝国差不多完蛋的时候，出了一批了不起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古代希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发达，不一定会出文学艺术上的杰作，所以经常听到的这样一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还要多思考。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反而是在忧患时期会有成就？就像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

顾彬：你说的很对，国家非常弱，但是人民还不弱的时候，也可能作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公开地爆发出他们的力量。但是我为什么反对《狼图腾》主张的强者概念呢？一位德裔奥地利作家曾经把诗人、作家和狗做比较，他说一个作家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以后，不可能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央，他的地位一定低下。如果他不是居于社会边缘而在社会中心，这个作家一定会有问题。

（完）

采访记者：亚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