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播一首音乐：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这是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Gordon Lightfoot 的，有时间大家可以找一找他的其他歌曲，很多都很经典，sundown 也比较好。

最近在忙考试，过一段时间会更新，谢谢大家的关心。

视频链接：点击这里  (新浪的视频网)

他年老时的演唱的版本，可能与歌词的个别单词不同，但他年轻时的原唱是和以下相同的。最近找到一个其他人翻唱的版本，有时间传上来，比较“活跃”，不过，怎么说这也是一首有些伤感的歌，还是原唱的情境比较好。

歌词如下：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love
What a tale my thoughts could tell
Just like an old time movie
bout a ghost from a wishin well
In a castle dark or a fortress strong
With chains upon my feet
You know that ghost is me
And I will never be set free
As long as Im a ghost that you cant see
If I could read your mind love
What a tale your thoughts could tell
Just like a paperback novel
The kind that drugstores sell
When you reach the part where the heartaches come
The hero would be me
But heroes often fail
And you wont read that book again
Because the endings just too hard to take
Id walk away like a movie star
Who gets burned in a three way script
Enter number two
A movie queen to play the scene
Of bringing all the good things out in me
But for now love, lets be real
*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act this way *
And Ive got to say that I just dont get it
I dont know where we went wrong
But the feelins gone
And I just cant get it back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love
What a tale my thoughts could tell
Just like an old time movie
bout a ghost from a wishin well
In a castle dark or a fortress strong
With chains upon my feet
But stories always end
And if you read between the lines
Youll know that Im just tryin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s that you lack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feel this way
And Ive got to say that I just to get it
I dont know where we went wrong
But the feelins gone
And I just cant get it back

歌词原出处：lyricsf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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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中国网民崛起，妓女游街事件

（各种观点，参考阅读：You在意淫 和 网络,改变中国命运的载体）

转自：德国之声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他们是风云人物

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圣诞节前的一期《亚洲周刊》选出「中国网民」为风云人物，并称这个估计二亿人口的群体，在意识形态真空的大气候中，以名不见经传的身份，颠覆了主流权力结构。深圳市福田区官员首次公开为将妓女和嫖客示众辩护。

对于将中国网民评为今年的风云人物，《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写道：“中国网民的崛起，刚好出现在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大撤退」大气候中。由于「官学」自我掏空，官方主流论述已无法解释当前的现实，因而网民「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填补了「自上而下」的主流权力的空虚。”

邱立本写道：“中国人口达十三亿，人口基数大，所以网民人数成长空间巨大，到了二零零七年，没有人会再质疑中国网民人数会比不上美国。……但中国网民除了在数量上脱颖而出，在品质上也在全球独树一帜，颠覆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权力结构。当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在全球列为第一百六十三，成为全球倒数第六名之际，中国网上的信息流动却非常活跃，穿透了官方的封锁与压制。”

邱立本接着写道：“中国网民在网上创造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人生」。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选择自己的「第一人生」，但却可以在网上掌握自己的「第二人生」。他们不满「第一人生」中的信息被阻塞、言论自由被压制、个人权利常被剥夺、经济权益被剥削；但在网络这个「第二人生」中，他们发现了新的快感与满足感，弥补现实生活的苦楚。也恰恰是这种快感与满足，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

妓女嫖客游街

另外，深圳市公安周前将嫖客和妓女公开示众的做法引起了广泛批评。但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日前深圳市福田区官员对此作出正式回应，坚称公安将嫖客、妓女示众「只是公安部门按照惯例和做法召开的一个正常的公开处理大会」。报道写道：“深圳市政协前日视察「平安深圳」建设有关情况，福田区副区长周运昌在向政协委员汇报工作时谈及游街示众事件，他轻描淡写地作出上述表示，坚持认为深圳福田区公安处理涉黄示众之事合法，是正常的做法。……究竟游街示众事件给福田区带来什么反思？周运昌表示，要以更强的执政能力和更高的执法水准来开展工作，在执法过程中尽量避免采取容易引起争议的处理方法，更不能因为工作的不够缜密被人利用，授人以柄，要让决策更加切合实际，更加符合法律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版权归德国之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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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狗的天堂

转发者：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狗的奥斯威辛”？

转自：德国之声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这样的狗的确让人喜爱

在德国，狗多达500万，随处可见，一些人甚至声称在这个国家人狗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至少看起来德国是迄今唯一一个为最天才、最适合上镜头的狗进行电视选拔赛的国家。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如下：

上周，德国的“超级狗”开始展示自己的 “才艺”，不过他们的表演却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其实任务很简单：参赛狗必须从一个游泳池中取回一个玩具。不过少有狗完成任务，有的仅仅是因为狗主人不希望他们心爱的小狗“发型”被搞乱。最终只有“墨菲”和“平塞尔”两只小狗完成了任务，不过节目不得不再延长一个月，否则这会引起观众的不快。

德国人对狗的热爱是痴狂的。德国的狗不准买卖只能领养，德国议会通过的《动物保护法》规定：每个与动物打交道的人必须仁慈地对待动物，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物质条件。与其他欧洲人不同，德国人会在外出就餐、喝咖啡或者度假的时候都与爱犬形影不离，狗可以跟随主人一起进出几乎任何地方，包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在圣诞市场上，你会看到有狗主人与爱犬分享一根香肠。在德国，无论养狗还是不养狗，绝大多数人都同情狗，只有6％的人对狗没有同情心。狗是不能关在铁笼子里的，因为这严重违反动物福利，会被处罚。

德国的人均狗拥有数远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仅仅比土耳其多一点，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捷克以及波兰人的人均狗拥有量是德国的两倍，不过德国狗在日常生活中更常见。与其他地方相比，德国的狗拥有更不同寻常的价值。你能比在意大利或者法国看到更多的狗，尽管他们有的狗更多。在德国，狗是作为家庭成员存在的，“他”会同人一起去度假和外出，既然是家庭成员了，因此在德国狗主人还承担着对狗进行教育的义务；在德国，狗不会认为是一种摆设。

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沃尔夫冈在一本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狗的文章中指出，德国人之所以与狗有如此不同寻常的感情，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举例来说，战后在西柏林狗甚至成为了自由的象征。狗在德国地位尊贵，使得德国的狗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拉就拉。

虽然狗是可以被训练的，不过大多数德国狗是不服从指令的。狗主人从狗屎袋中掏出狗排泄物的场面在德国并不常见，而不为狗带狗链更是在德国司空见惯。不过如果外出遛狗没有牵绳或狗儿挣脱，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物毁损，则由狗的主人负全责予以赔偿。所以，谨慎的德国养狗人，有不少为狗买了第三责任者保险，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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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顾彬事件”的几个“看点”

引自：德国之声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Prof. Wolfgang Kubin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了对顾彬教授的两个采访。第一个采访被重庆晨报以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为题发表后，在中国引起了轰动效应，被称为“顾彬事件”，故而有了第二个采访。这个“事件”中，有几个方面引人关注，比如为什么没有成为“辱华事件”，如何看待遭到“攻击”的作家和作品，这是否是“假新闻”，等等。德国之声记者平心在此作一个粗浅的归纳分析。

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辱华事件”？

这是中国媒体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命题。老外对中国说三道四，这还了得？但为什么这次却几乎没有人骂顾彬这个老外，没有愤青群起而攻之呢？显然，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自然是：顾彬之流是对中国有大贡献的人。是他们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中国文学要靠他们走向世界。第二个方面是相联贯的，作家们自然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他们。

第三个方面才是主要的：民心来得如此快如此汹涌。还没等专家们作家们作出反应，网上已经是一片拥护之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查了一下百度，发现相关链接达到了21万个，这个反响是太大了。

也许这是一个积极的进步的信号。动辄把西方媒体西方人士对中国各方各面的批评视为毒蛇猛兽，动辄扣一顶“辱华”的帽子，显然小家子气。满耳赞颂声，除了高兴愉快，又有多大好处呢？

如何看待直接受攻击者？

顾彬点名批判了一些作家和流派，比如说“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说棉棉、卫慧等是垃圾，在第二次采访中甚至把虹影和安妮宝贝也归在了这一类里。说实在的，笔者在发表第一次采访时就有些担心，看了一些中国国内的网民和专家反应后更增加了一些担心：这是否会导致中国进一步地限制题材，限制作家的选择呢？

看了更多的反应和文章后，笔者的担心少了一些。有跟着骂的（比如骂身体写作），也有用道理阐释的（比如说狼图腾确与尼采理论有联系，顾彬此说一针见血）。但还没有看见给人戴上文革中的“毒草”之类的大帽子。看来，毕竟已经是21世纪，毕竟中国广大文学爱好者和读者已经广有涉猎。再说了，顾彬终是一家之言。读到奥地利汉学家的话，他就说棉棉不错。把虹影和安妮宝贝归入“美女文学”并加以批判，笔者尤其不能苟同。

当然顾彬在第二次也说到，“美女”们也写了一些新的内容（大意）。他中和了一下，把对“狼图腾”的看法说成是德国人的德国历史观；他具体了一下，把“美女文学”的问题解释成主要是语言太“破”。（其实，安妮宝贝们的语言绝对不是破的。）

当然，不少网民显然很反对“身体写作”之风。但这也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单一化了。闹偏了，就会导致对题材的进一步限制。而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是题材领域太广，而是不够广。就象有位专家说的，于是作家们都去“内视”了。但提倡“外视”，也不应该禁止“内视”，各种“视”都有了，这个文学才有希望。

如何看待“假新闻”？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指责重庆晨报制造“假新闻”。顾彬根本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该报却为了轰动效应而这样说。这篇文章最后说，对这种制造假新闻的现象“绝不能听之任之”。

重庆晨报确实歪曲了顾彬的话，顾彬本人也作了澄清。但是，顾彬不看好中国当代文学确是实情。毕竟该报还是引述了一些原话，有意扭曲个别原话，但并没有扭曲顾彬讲话的实质。

这个毛病其实在中国是比较常见的。最近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警察对中国在德商人大搜查的报导，也许标题写得不是很正确，用了“搜捕”这个词，但文章里明明写的是搜查了40多个点，可能逮捕了个别人。到有的中国媒体那儿，标题就变成了“逮捕了40多个中国商人”了。而且还说是德国之声等德国媒体“渲染”此事。这才更是假新闻了。

转载西方媒体的报导，加上些批判性，适当澄清自己的立场，或许可以理解。重庆晨报的标题看上去也象有此意。

“假新闻”固然要不得，但是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的语气却让人别有一番担心。是否会因噎废食，趁机把新闻报导再收紧些？这是让人担心的。但看来似乎目前还没有扩大化的样子。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网民读者如此拥护顾彬，让顾彬自己感到“害怕”。其实，关键在于怎么去读网民群众的观点。笔者的理解是：中国民众希望中国出现真正能够在世界上立足的好作品好作家。其实是一种渴望的表现，而并非真的都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

顾彬的言论其实也应该从更深的层面上去理解。有的专家说得好，不管他说得是否有理，“棒喝”一下中国文学总是好的。

比如语言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真的比49年前大退步了吗？其实顾彬自己也说了，他习惯了49年前的文学语言。固然，那时候出了不少大师，有大师级的语言掌握。但现在的语言跟那时候有太大的差别。再用鲁迅的或者红楼梦的语言来写小说，行得通吗？读到一位日本汉学家的言论，他就说现在的语言比以前好多了。当然也说绝对了。他说，王朔的小说他读不懂，许多词连字典里都没有。其实何止王朔。象贾平凹这样的语言，恐怕中国人都没几个读得懂的。多用方言，对语言的丰富有好处，但用得太多了，让人不懂，写来有益吗？这些恐怕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是太差了吗？中国这一年来几乎一直在讨论文学死了还是活着的问题。其实，笔者认为，不是现在的文学太差了，而是现在的文学评论太难了，捧一本该捧的书太难了。因为，在鲁迅那个时代，作家就那么几个。而现在，你去看看榕树下，或者博客网站，不说每个人都能写吧，但一年里涌现的文学作品数量真的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于是各种现象出现了，通过电视，通过身体，等等等等。那么多东西里面应该有好的，但淘出一本好的来，这个难度比鲁迅时代大得太多了。

还有：文学应该是极广极大的，雅的要有，俗的也要有，德国有卡夫卡，但也有卡尔麦这样的通俗大家。中国有鲁迅，但也有金庸。对美女文学，狼图腾，80后，网络文学等等，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切忌一棍子打死。一个死了，可能真能死一大片，可能真能使中国文学的盛夏大大推迟。

当然，中国文学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顾彬说的为市场写作，为政治导向写作。许多人的语言确实不好，但正如有的评论说的，这不是主要的。顾彬其实说了很多个方面，并没有深入去说，比如写作方法差，比如视野差，这些可能才是更重要的，有些或许真的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所欠缺的。

还是那句老话：矫妄（枉）必须过正。顾彬的话和许多人的话一样，自然会有一些“过正”的地方，但不“过正”，往往就说不到点子上去，也不会引起很多人的思考。（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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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树政策壁垒

转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可以正常访问）

2006年12月18日15:51

Duncan Clark
上周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重申，中国将致力于进一步开放国内电信市场。然而，在支持自主标准的名义下，中国政府正在为国内企业筑起一道道抵御外国竞争的高墙。
过去5年中，中国一直在大力支持本土技术标准，以期能使它们压倒国际标准。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在支持中国自主开发的无线局域网加密标准(WAPI)，希望它在中国能够取代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标准802.11。而中国网通(China Netcom)在互联网电视方面则采用了本土开发的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而不是MPEG4这一国际主流标准。甚至在视频播放机领域，中国也在大力推广自主开发的EVD标准，以期它能力压西方开发的DVD标准。
但事与愿违的是，中国大力提倡本土技术标准非但没有保护反而阻碍了本土企业的发展。这或许与人们的第一印象不一样，因为初看上去中国的通信产业似乎发展得很健康。产值在迅速增长，2006年前10个月中国通信产业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5%以上，这一增幅大约是韩国的两倍。但中国这一产业在销售和出口方面的良好业绩主要是由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创造的，本土企业依旧落在了后面。
许多本土电信企业都成了中国成功吸引外资的牺牲品。由于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国内消费市场不断增长，特别是近年来适合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量涌现，跨国电信企业纷纷来华经营。虽然外资为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税收、增加出口以及引进了技术，但却未能使中国人普遍受益。外来投资也未起到鼓励国内市场竞争的作用。相反，由于中国的电信企业和研究机构往往要依赖政府资助和干预，因此它们纷纷将本土技术标准当作了免受外来竞争的保护伞。
中国企业现在纷纷向政府展开游说，要求保护它们免受全球竞争的威胁，并避免向外国的专利持有者支付"不公正"的专利费。它们还从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来开发本土技术标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一做法显得相当不合时宜。
当然，也存在凭借自身产品的质量建立起国际客户基础的中国成功企业。这些企业认识到，进军海外市场虽然会遇到成本高昂以及人力资源不足等困难，但终究会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这些企业在海外扩张方面取得的成功已导致中国政府向它们发出呼吁，要其为增强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以及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助一臂之力。这些成功的中国企业目前已被政府指派了本土技术标准的推广工作。
当前正值全球科技业并购浪潮汹涌澎湃之际，致力于本土标准的推广势必要分流用于开发全球通用技术和扩大出口的资金。阿尔卡特(Alcatel)和朗讯科技(Lucent)两家公司以及诺基亚(Nokia)和西门子(Siemens)的通讯业务都已经或将要进行合并，两家合并后企业的2005年预估收入分别为247亿美元和196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今年80亿美元的预期收入与之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而且，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和研发优势并非为本土企业所独享，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也在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阿尔卡特-朗讯科技的在华员工超过1万人，其中包括众多研发人才。由于跨国公司也在开发符合中国技术标准的技术，同时继续保有在国际通用技术标准方面的专利优势，因此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影响力仍然只限于国内。
从历史经验看，通过设立技术标准来实施保护主义未必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当日本邮电省在1991年决定将个人数字蜂窝技术(PDC)定为国家技术标准时，它成功地将外国竞争挡在了日本市场之外。但这也限制了日本公司进军海外市场的脚步。到如今，世界顶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独缺日本公司的踪影。日本的这一策略也给国际旅行者造成了长期不便，因为它们的手机在日本无法使用。
在继续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电讯领域与以技术标准为手段实施保护主义这二者之间中国必须找到一种平衡。中国许多保护主义行动都打着"自主创新"的旗号。这一提法出自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他称鼓励创新是中国十一五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将经济增长点从高能耗的低端制造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产业是一项明智的政策。但如何实现创新却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
鉴于中国的高层领导大多是工程师出身，提倡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的韩国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的楷模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国电信增值业务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超过15%，是中国的两倍。而在移动通讯和宽频无线通讯等领域，韩国不仅积累了一批知识产权还涌现出了三星(Samsung)和LG这样的国际级企业。有趣的是，韩国已成功地使WiBro等本土开发的技术标准与WiMax等全球性技术标准实现了兼容，这使韩国企业在国内外两个市场都获得了销售机会。
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复杂程度以及作为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中心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是韩国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它能否像韩国那样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科技创新仍然值得怀疑。中国政府或许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教育、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强化保护国内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等工作上，以此来为科技创新的涌现创造条件。与设置又一道制度壁垒相比，有助于本土企业涌现经营和科技创新人才的政策或许更有可能使中国从总体上受益。
（编者按：本文作者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是BDA China Ltd.的创始人和董事长，该公司是一家电信和媒体咨询企业，它在北京和新德里设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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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

引自：德国之声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美女作家”之一的卫慧。在顾彬教授眼里，这些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

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中国作家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谈了他的看法。欢迎大家对此展开讨论。

德国之声：顾彬教授您好。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协大会，选出铁凝担任主席，这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听说您那时正在中国。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顾彬：我那时是在中国。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反正，可以这么说，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作协有一个新的主席无所谓。

德国之声：那就是说，作协新的主席不需要象以前的茅盾或者巴金那样一定要是最有名的，或者说声望最高的人，是吗？

顾彬：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如果他入了以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是很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

德国之声：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您报告里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现在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

顾彬：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49年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 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吗？

顾彬：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要翻成中文等等。

德国之声：您对中国最近一些年出的作品是否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狼图腾”？

顾彬：“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德国之声：还有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说所谓的“美女作家”，象棉棉啊，卫慧啊。

顾彬：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这几年在中国还有没有比较象样一点的文学？

顾彬：在中国诗的方面还有。中国诗歌方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是肯定的。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顾彬：诗歌怎么可能死了呢？如果在中国死了，那好吧，让它在中国死吧，在德国（它）还“活”。如果有一个中国诗人来德国的话，我们给他开朗诵会，肯定会来50个人，100个人，我们肯定会出他们的诗集。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用德文出的诗集多得要命。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会死。

德国之声：现在的中国诗歌，您觉得比80年代的时候，北岛，杨炼等，怎么样？

顾彬：这个很难比，但是我觉得无论是80还是 90年代的诗人，他们都不错，他们都有他们的视野，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等等。我个人当然还是特别喜欢北岛他们一批人。但是我比较老，所以我也应该考虑到年轻读者。年轻读者可能更喜欢看90年代的代表。比方说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等等等。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作协推出一个计划，说是要推出100本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让中国文学更大步地走向世界。您是怎么看这个计划的，它有意义吗？

顾彬：这个可能对美国有意义，对德国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基本上，中国作家，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作者，肯定有什么德文版本。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但是美国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肯定会需要，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人说，中国在三、四十年后在经济上可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在上个世纪繁荣起来，我们知道，不光是在经济上，在文艺上，电影啊，流行歌曲啊等等很多方面，都很发达，对世界影响很大。您觉得中国在文学方面也会高度发展起来，符合它的经济地位吗？

顾彬：这个要看中国人，因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

德国之声：这应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说中国人不给他们的文学以地位？

顾彬：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吗？我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我所有的朋友，也包括作家们在内，听到我在写这么一个文学史，他们说，你别写，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互相看不起。

顾彬：对，你说得非常对，互相看不起。

德国之声：当初比如说高行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反响是负面的比较多。是不是这个意思？您觉得中国还有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吗？

顾彬：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获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

德国之声：如果要您跟中国作家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呢？

顾彬：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另外，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好象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象鲁迅这样的人现在没有。

顾彬：是，你说得非常对。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德国之声：那么是不是跟中国的环境有关系呢？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顾彬：也可能。但是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

德国之声：从20世纪到21世纪，您认为中国作家里有哪几个可以称为是伟大的呢？

顾彬：（说）这个太早了。你需要一个至少50年的距离，才能够回顾，看一看，说谁比较伟大，如果真的有的话。鲁迅肯定是伟大的。49年前还有其他的人。49年以后到现在肯定没有。

德国之声：北岛、高行健也不是？

顾彬：高行健，开玩笑。北岛可以考虑，因为他是勇敢的。但是，你别忘了他才50岁。（采访者：平心）

顾彬简介

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彬，于1945年生于德国Celle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Miniama Sinica－中国精神和方向杂志－亚洲文化杂志”主编。他研究和翻译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六卷本的鲁迅小说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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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话

引自：德国之声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没有好小说，那就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吧！

德国之声记者对顾彬教授的采访，在几周后，经重庆晨报的局部转载，一下子在中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顾彬教授在给德国之声中文网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说：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话。我们在此回顾一下过程，并转述一下顾彬教授的来函内容。此事，我们还将追踪报导。

顾彬的来函

顾彬教授在给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发来的电子邮件里说：“就这件事，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报纸的采访要求等等。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

热烈的反响－大多支持顾彬

根据百度上的检索，重庆晨报的这篇报导，截至 12月12日德国时间下午，已有108个中国国内媒体转载，几乎包括了中国所有重要媒体，如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网，中青在线，新浪，搜狐，网易。在海外，如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华文媒体也有不少转载的，比如苹果日报、文学城、联合早报、多维网等。

网民的反映尤其热烈，新浪和搜狐上的贴子都已经过千（且是在不同的文章后面跟的贴）。大多数网民支持顾彬的观点。搜狐搞了个民意测验，超过85％的网民投票赞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

故事和前面的故事

故事是从12月11日中国时间一大早开始的，先是新华网、新浪网等转载，继而越来越热闹。新浪网网民的评论在一开始的一个多小时里就过了800。后来，新浪把这篇报导从首页显要位置拿下来了，连新闻首页上也不见了，也许出于这个原因（或其它原因？），网民评论的增长速度放慢了。

前面的故事：11月下旬，我们刚发表这篇采访时，只有海外一些华文媒体（如万维网）、中国国内似乎只有一个媒体（北国网）和一些中文论坛转载了，几乎没起什么动静。

12月1日，新华社的环球在线转载了其中一些内容，比如顾彬认为中国作家不懂外语是最大问题。之后，人民网等个别网站转载了这篇报导。但由于标题不是那么醒目，并没有引起注意。

故事和前面的故事结果很不一样

为什么故事和前面的故事结果会不一样呢，为什么后来的故事会轰动呢？看来，这个标题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标题正是顾宾认为“歪曲”的地方。此外，重庆晨报的记者把顾彬的话里面最尖刻的一些单独挑了出来。

而，这个故事恰恰赶上了时间列车：中国这一段时间来就一直在讨论中国文学是死了还是活着。于是，德国汉学家来了，他给了垃圾或者法西斯之类的评语。

其实，顾彬在采访中有三处是说到“垃圾”的。一处是说美女文学；一处是引用中国朋友们的话，他们说，他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用，“都是垃圾”；第三处是他说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给德国之声直接来函的读者中有把他称为“老愤青”的。

当然了，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总的评价不高是事实。他认为，49年以后肯定没有伟大的作家；他实际上说，近年来的中国文学里，只有诗歌还有些很好的，了不起的作家。他批判了狼图腾和美女文学，对高行健也很不以为然。

中国网民的一些语录

在中国网上出现的一些网民的话是很激烈的，有不少还是有一定政治性的。举例如下：

一个鲁迅倒下了，千万个郭沫若站了起来。

中国自建国以后，可以成为经典的传世之作变得少之又少。要么就是服务于政治的跟风之作，要么就是无病呻吟的粗制滥造。

一个老外能看的透，我们早先就没人去说这事呢？感觉是老外说了，这才感觉确实是这样，这更可怕！

现在的中国要是真出个鲁迅，他恐怕也早就死了。

岂止作家，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已良心沦丧。

我们有好的文学，让发表么？不能抱怨中国的文人都被政府雇用了，只能抱怨我们的环境太禁锢。

中国主流媒体的评论

在网民之外，中国主流媒体也开始发表评论了。这些媒体的文章与网民的发言相比比较“大度”，措辞比较“平稳”。

比如，广州日报的一篇评论说：“粗看顾彬‘恶毒攻击’中国当代文学的‘厥词’，似乎让任何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人都受不了。其实，再仔细看看他的分析，觉得又很中肯，完全不是一‘骂’惊人，一‘脱’惊人，一‘博’惊人这种……顾彬的批判对于缺钙的中国文学无疑是一剂良药，也是一针清醒剂。”

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说：“文字组合和文学创意的高潮不是无止境的，当它经历多轮历史性巅峰体验之后，在情态和感官技巧撩拨早已综合了声光电搭配的今天，是可想而知的艰难。这样的文学生存环境与顾彬们所习惯性俯拾的鲁迅时代有一丝可比性吗？没有！……二者的区别，就如同文化意义上的卖方与买方市场，它们之间的命运分野其实被时代大幕暗暗锁定着。”

当然，无论网民还是媒体评论，对顾彬也不是一片叫好。也有指责和批判顾彬的。在搜狐的民意测验里反对顾彬看法（不完全是顾彬看法）的毕竟还有10％强。（平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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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专访：解铃还须系铃人 (三)

引自: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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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很差吗？用中文写作和掌握外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顾彬：我在人民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谈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我也写过不少这个方面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记得不错，只有两位中国作家真正掌握了外语。（我说中国作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个是高行健，他的法语是一流的。但是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最近老有人问我，你看白先勇，他的英语不好吗？但他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如果我说中国作家，是指还保留中国籍、住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因此，我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外语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会英文的话，他们的英文不是一流的。可能，跟读者见见面，跟作家对对话没有问题，但是好的英文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看19世纪、20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你就会非常惊讶。这是其一。其二，一位好的德语作家才只掌握一门外语吗？不可能。就拿汉学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把三到五门语言掌握得比较流利，如果他不能通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其他的外语来看中文，就不是一个好的汉学家。

中国作家都是通过汉学家来同外国读者见面。现在的中国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同于曹雪芹时代，不可能还有什么民族性的文学。所以当代作家们应该了解外国同行是怎么写的。应该了解翻译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批评我们汉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翻成这么差的德文、英文等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了解翻译的苦衷。如果他们的外语好，就能帮助汉学家保持自己的原文风貌。

一位老去中国的德国作家Schult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了他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能从另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看到你自己的母语。台湾的柏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他说你把一部外文翻成中文，就好比把外国作品放在一瓶酱油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我们外国汉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不惜费劲地学习古代汉语，否则根本看不懂什么孔孟老庄。可是中国大陆学者中除了刘小枫之外，又有哪一位学过拉丁文？学过古希腊文？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罗马，都只能看译文，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不能依赖译文搞研究工作的。

德国之声：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讲，是外文更重要，还是古文更重要？

顾彬：（笑）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中国当代文学（我说大陆，不说台湾、香港）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两回事儿，完全是分开的。所以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不站在传统之上。国际上有一批人说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某种东西。我估计他们缺少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我没有机会研究中国传统的话，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上面的危机。我也是诗人，我也写散文、小说，我经常会把传统写进我的作品里去。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会希望中国作家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

德国之声：您还公开地批评过《狼图腾》，说它是法西斯主义，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儿？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过去是丢脸的，是太可怕的，所以我非常敏感。不要忘记我是45年以后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一种再教育。所以到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用词。有些词汇我们不能用，否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纳粹分子。比方说“血”、“土”。原来中国还有一位作家叫做张承志，他跟《狼图腾》作者一个样，主张强者，土、血，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纳粹用语。但是可能一个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门渐渐打开了，您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它的经济实力是否相关？

顾彬：（笑），你看，奥地利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伟大的呢？奥匈帝国差不多完蛋的时候，出了一批了不起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古代希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发达，不一定会出文学艺术上的杰作，所以经常听到的这样一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还要多思考。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反而是在忧患时期会有成就？就像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

顾彬：你说的很对，国家非常弱，但是人民还不弱的时候，也可能作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公开地爆发出他们的力量。但是我为什么反对《狼图腾》主张的强者概念呢？一位德裔奥地利作家曾经把诗人、作家和狗做比较，他说一个作家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以后，不可能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央，他的地位一定低下。如果他不是居于社会边缘而在社会中心，这个作家一定会有问题。

（完）

采访记者：亚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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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专访：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

引自：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单单是诗歌这一小部分有所建树，而小说、散文等都比不上49年以前的水平？

顾彬：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也就是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诗人，无论是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都知道写诗赚不了什么钱，但还是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中国诗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情况特别不好，但还是拼命地写，发表他们的诗歌。所以，诗人不一定考虑到钱的问题，但是小说家的意识不一样，他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有所谋求。所以，为什么 92年以后，这么多的小说家下海，包括张贤亮等人，但基本上没有诗人。因为诗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困难的，而小说家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贫穷的生活方式。

德国之声：前不久，中国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余秋雨以1400万人民币的资产高踞榜首。这样的一笔个人财富对于作家来说是算高还是恰如其分？

顾彬：在中国当然算高，在德国也算不错。余秋雨对我来说是一个矛盾的作家。他会写，他会提问，但是他缺少勇气，最后不敢面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现在好像是中国作家当中最会赚钱的。因为不少中国人告诉我，“根本不喜欢看他的散文，因为这个人太油。”他太油？我不知道。是他们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在波恩也发表过他的散文，当我修改德文，翻看原文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会写，但最后总不忘加上一个金黄的尾巴。这个我不喜欢。

德国之声：作家本身也是一种职业，难道不应该以此来谋生，以此来赚钱吗？为什么世界各地，比如德国就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家都能生活得富裕而安定？而中国小说一走上市场，质量就下降了呢？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在德国也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是作家，我也是本州南方作协的主席。我们这个协会大约70位作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家，他们不能够依赖写小说过日子（笑）。我也写小说。我发现卖我的小说比卖我的诗歌还困难。但是我认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家，他们告诉我，一个月赚5000欧元没有问题。这在德国还算不错。虽然他们靠写小说、散文、评论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质量不会跟着市场走。所以这一点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知道怎么写，知道市场会接受什么，所以我在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种模式。如果离开这个模式，他们就不会这样成功。

德国之声：您还批评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样说的原因？

顾彬：我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我是面对德国媒体来提的。所以我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上一次，我还记得那个记者问我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那个时候没有回答。因为特别是外国记者，他们太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我自己觉得，政治和文学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两回事儿。二战以后，德国一些作家敢于公开批评政府——包括总理、总统在内，包括资本家、工厂代表、业界权威等等，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承认他们的勇气。比方说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是伟大的道德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一批人。德国有过可怕的过去——30年代、40年代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敢于面对他们的过去吗？到了68年，他们好像已经忘了纳粹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些勇敢的作家，我们德国政府现在可能和日本政府一样，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林语堂在2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到现在都很有借鉴意义，他说：“这么多中国学者，他们有话想说，这么多中国文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都不敢说。”这句话，我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时效性。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儿，可是文学和政治分得了家吗？

顾彬：我同意，是很有困难的。我主张作家要有他独立的声音，他应该公开地为老百姓说话，他基本上没办法避开政治。所以我的那个说法是矛盾的。我同意。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目前也不知道。

德国之声：所谓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理解很差”是从何谈起？中德之间的书籍交流不是一直都处于逆差状况吗？甚至文学界有批评说，青年作家对于欧美文学的顶膜礼拜远远多于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借鉴。

顾彬：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公平。我知道德文是复杂的，中文也是复杂的，但为什么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学中文，折磨自己，基本上都学得不错。中国也肯定有不少中国人在拼命地学德文，但是在翻译方面，中国人认为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重要作品早就翻成了中文，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德国人想要了解49年以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到处都能看到一本。有些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杨炼、顾城、北岛等在内，在德国会有5到7本诗集。八十年代末，德国也有世界一流的诗人，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一本关于他的中文译本。当然，我同意，中国学者把我们的一些非文学作品也翻成了中文，所以在书籍总数上，介绍到中国去的德文书可能要更多一些。至于中国青年作家不爱看古典文学，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在20岁的时候也只看当代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也许等他们老了，就会发现古典文学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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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专访：解铃还须系铃人 (一)

引自：德国之声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我还是相信人的。”

“关心我的中国朋友都告诫我，不要再和媒体见面了，当心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对我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但我，还是相信人。” 灰白头发的老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为我们打开书柜连天的办公室的门。一段时期以来，德国汉学家顾彬俨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肇事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还是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谈。

德国之声：大约三周前，您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媒体及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应，您是否感到惊讶？

顾彬：是的，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还记得2004年，大概是五六月份，我在上海和中国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状况”。今年3月31号我在人民大学也做过同样的报告。我的对象都是中国人，不包括什么外国人，但是无论我说什么，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我提出来的问题。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和立场。另外上次在上海做的那个报告，去年已经在德国用英文发表了。现在《Shanghai Daily》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他们会选哪一部分我不清楚。原来《读书》也要发表，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拖，可能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敏感的地方。我知道在中国不能提两个人的名字：高行健，黄贝岭。他们原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一个朋友犯了错误，我也会公开地说。我也许是汉学界唯一的人，老公开批判高行健和黄贝岭。很多外国汉学家为此不太高兴，要求我保持沉默。

德国之声：我们所收到的大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认同您的观点。国内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5％的网民投了赞同票。就您收到的反馈来看，也是支持者占多数吗？

顾彬：是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些可怕。因为Max Weber说过，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失去他自己，所以他的观点和立场应该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都赞成我的提法，我要反问我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学者吗？另外，不少中国作家在听到报社报道的消息后也有些不高兴，开始评判我，这也是正确的，我不会因此而报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我们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到今年三四月份，中国大陆不少学者——非常重要的学者，都说过这类的话。

德国之声：为什么说棉棉、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您有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她们的作品？

顾彬：我很早就注意到她们。现在我培养的一批翻译家，为了赚钱，专门翻译一批庸俗的、通俗的作品。棉棉她们这一代非常聪明，她们在欧洲出书以前，专门跑到美国去找什么经理，经理从她们那里买好了版权之后，再卖给德国。之前，她们的书会先行在美国上市。德国出版社会也会同意在德国为她们出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我的学生都在翻译一些从我这里来看水平低下的中国作品。由于他们的德语非常地好，所以德文版的棉棉、卫慧、虹影要比中文版的好看得多。如果他们把她们原本非常破的中文照样翻成非常破的德文，那么出版社就会拒绝接收，翻译家也根本无法在德国过日子。

德国之声：可是卫慧、棉棉的作品在中国也一度非常火爆，如果她们的中文很破，文字不好，为什么也能在中国有市场呢？

顾彬：市场不一定要求一个作家的语言水平很高。这不光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出版社基本上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如果内容有意思，他们会说“好”；如果内容没意思，但是语言美得不得了，他们会说“不发表”。我不否认棉棉、卫慧写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也不否认她们的作品有一部分有可读性，但是她们的基础不对。一个作家的基础是语言，这和一个足球运动员要掌握脚下的球一个样。

德国之声：那么，相对于“垃圾”作品来说，一本“精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由谁来评判？由市场、读者还是文学泰斗、业界权威？标准是什么？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在这个方面非常困惑。怎么回答，我也并不太清楚。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有关中国20世纪的文学，我的标准还是1949年以前的思想水平和语言水平。如果一个读者不同意我的话，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还要求一位作家的语言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对比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和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那么后者基本无法媲美。茅盾早期的文学创作、丁玲42年前后在延安写的东西、鲁迅20年代的作品，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文字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超越。但是有一个例外。特别是八十年代前后，一批诗人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现代诗的使命。不光是北岛，还有很多其他的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如翟永明、西川等，他们代表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汉学界的人、搞文学的人、德国的文人和作家们都承认这一点。所以我当时不可能说过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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